贵圈｜一手摇滚玫瑰，二手美妆博主
文/夕迟
编辑/向荣
摄像/于川
《乐队的夏天》节目组找过梁龙三次。
第一次找他的经纪人；第二次马东亲自来，聊了一个多小时，没结果；第三次经纪人又去了一趟，还是没结果。
“二手玫瑰”最终缺席了《乐队的夏天》。在这个摇滚乐综艺里，31支乐队在节目组制定的规则下厮杀，胜出者成为今夏TOP5。节目的野心是将小众乐队和文化推向主流视野，但播出之后，一直经受来自主流标准的审视。
“如果我要去的话，也只能当评委，不能当学员。”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，坐在南京欧拉艺术空间的排练厅，趿着一双拖鞋，松弛又休闲。演出还有4个小时就要开始了，这是二手玫瑰“万人之路”演唱会的倒数第二场，在这个他口中“长满绿苔”的潮湿城市。
▲“万人之路”巡演现场
说完上面那句，梁龙马上笑着找补，“开玩笑，开玩笑。”他眼角的皱纹，游动在那张总被人觉得很凶的脸上。这是一支以女妆元素闻名的乐队，梁龙在之前的采访里说，“化妆是在讽刺同样戴着面具、并不真实的世界。”他至今没有与这个世界和解。二手玫瑰常常将严肃和真意藏在“妖魔鬼怪”的面具下，用作品对人们发出略带戏谑的提醒。
梁龙喜欢开一些真真假假的玩笑。比如“为什么不去那个节目”，他在前一天晚上的酒桌上，挤眉弄眼地嘲笑旁边的经纪人，“开价开高了，给人家开跑了。”紧跟着一阵坏笑。说话时，他表情丰富，表演力强，一张口就能把整个空间填满。
在那些“玩笑”掩护下，梁龙觉得作为中老年乐队，去节目“故意跟年轻人打成一片太形式”，“很做作”。对“刷嫩漆”的行为，他没法说服自己，索性放弃。
“做美妆博主，也是和年轻人打成一片，为什么对节目这么抗拒？”《贵圈》记者问他。
“方式方法不一样。”梁龙辩解，“节目里，形式上是打成一片，但实际上可能还得互相玩死啊。”
6月上旬，自嘲微博粉丝少得稳定的梁龙，通过当美妆博主，收割了一波关注。运营几年的“二手玫瑰乐队”认证账号，终于享受到变色的乐趣：从橙V变成红V，这意味着他们的月阅读量超过1000万。摇滚老炮的美妆博主之路并不娴熟，直播时，工作人员不时在旁边提醒：人家给你送钱了，赶快说感谢，比个心什么的。他反问：比个桃行么？
▲转发过万的“美妆博主”梁龙出道vlog
梁龙身上经常有让人意外的坦率，尤其是喝酒后。他点评起那档缺席的节目，觉得还是太“客气”了，“没冲撞”。他想要那种“颠覆式”的，“学员干掉老师，四个老师最后服得五体投地，说我们这行白干了。”
他绘声绘色地拿二手玫瑰假设，示范“有冲撞”的打开方式：节目进行到一半，放出视频，“《乐队的夏天》现在火了，二手玫瑰巡演呢，你没来咋想的？二手玫瑰答，我打死也不去，你们就是垃圾。来了这么一个装逼话题，哐，一对抗起来，到第五期时，那个装逼的人（二手玫瑰）就有可能来。你说别人是垃圾不好使，你得证明自己怎么玩得更好。这个就有意思了。”
玩笑之余，梁龙也肯定，“听说他们前期花了一年多时间，把乐队所有习性调查得一清二楚，什么话你们不愿意听，什么事不愿意做，说得非常清楚。”梁龙用“震撼”形容听到时的感受，“他们不成事，天理难容。”
这几年，梁龙参加的综艺节目不多。他底线明确，崇尚平等，不喜欢那些总爱“胡说八道”的导师，“自己作品都乱七八糟，不知道从哪儿抄的，还对你指指点点。”之前，有节目组暗示过他，“你要是来，给你进前几。我们也不会强加你签约，说一大堆。”
梁龙回复两个字：“免聊。”
“即使节目可以让你们走进更主流的视野，也不去吗？”
“用不着。”梁龙说，他也有过主流的梦，但这不是现阶段的目标。他讨厌被节目规则束缚，实际上，任何一种束缚他都讨厌。
▲“非主流”的二手玫瑰
这些年，梁龙和他的乐队一直在主流之外晃荡，他们被主流舆论关注，原因不外乎和主流歌手粉丝冲突、和主流女歌手谈恋爱，或者炮轰主流歌手。后者有时也会被媒体归结为“亚文化受众和流行文化受众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”。
二手玫瑰以前的经纪人黄燎原认为，梁龙是对主流文化保持警惕的人，正因如此，“这个乐队主流不起来，再怎么着，也主流不起来。”
红墙
2013年，二手玫瑰做了一场“摇滚无用”演唱会。海报里，雕檐下的红砖墙上码着一排醒目的白字：“大哥你玩儿摇滚，玩它有啥用啊”，结尾挂着一个鲜明的感叹号。
来北京发展前，梁龙和朋友在大庆排练，排了一下午，出去上厕所，天寒地冻的，一个农民大哥过来说，你们干嘛的？梁龙说，玩摇滚的。问，什么摇滚？梁龙就开始白话摇滚的精神世界有多牛。大哥听了半天：那有啥用？
梁龙被问住了。来北京后，他把一个农民对摇滚的戏谑和调侃写进歌里。2013年，他再次回答了那个问题，在工人体育馆。
▲2013工体演唱会海报
这是一场并不容易的演唱会。有人对主题提出质疑，梁龙在“一席”节目里提到，“当时他们说，你这个小子从来就没对滚圈儿好过，最后你来个‘摇滚无用’。我说，不是，摇滚无用，还有后半句，无所不用，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表达的。”
演出前，审批一直通不过，直到预定开演的前17天才拿到许可。时间紧急，黄燎原对《贵圈》回忆，他找了各种大V，那英、田震、徐峥、白岩松都找了，撺掇大家帮忙发微博，“几乎贡献了整个通讯录，那时候，集中爆发的能量，超过了一两个月宣传推广。”
演唱会当天，两小时四十分钟的躁热游动在工人体育馆4万平方米的空间里，现场是一片红配绿的海洋。
那次之后，红墙成为二手玫瑰的一个隐喻，某种程度上，它也是梁龙的隐喻，那种浓烈的冲破红墙的情结，一直撞击着他。
现实和墙一般坚硬。最开始，二手玫瑰没什么观众，都是熟人、朋友。一些演出也不会找他们，很多人觉得，这怎么能是摇滚乐队？报纸也不愿意报道。黄燎原记得，每次去文化局报批都要和人讲，你看看传统戏曲，不也是男扮女装？“讲着讲着，最后自己也挺心虚的。”
慢慢地，那堵墙变成他们的领地。上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“艳俗艺术”逐渐成为潮流，女装、民乐、二人转元素，使二手玫瑰从摇滚的重金属时代突围，成为“最妖娆的摇滚乐队”。二手玫瑰是第一个亮相金马奖的大陆摇滚乐队，市场渐渐接纳了这种形式，他们发了几张专辑，似乎也衣食无忧了。
▲二手玫瑰的标志元素：花肚兜与红绿配色（图片来自微博）
然后呢？就这样复制下去吗？下一步呢？“摇滚有什么用”的疑问又开始纠缠梁龙。他把过去的人生分割为“个人理想时代”和“公共理想时代”。一开始，分隔并不明显，只知道自己一段时间被真空感占领，像是站在十字路口，突然就在路边晕倒了一样。
他想推翻和重建。2007年，梁龙做了合辑《你在红楼，我在西游》，找了9个乐队，翻唱《红楼梦》和《西游记》里的作品。他想在快速上升的时代，鼓励人们回头看，看那些经典，理解他们生活的土地和被漠视的生活。
印歌词的纸是半透明的，它的特点是好看且贵，印了2000多张，花了三四万。给乐队成员付完工钱，梁龙花光了早年开演唱会攒的全部家底。
▲《你在红楼，我在西游》合辑封面
他心里好像长了一棵树，关于公共理想的，快把他撑破了。他想用一些公共的平台，去记录这个时代。长久以来，音乐只从属于娱乐门类，没法像艺术品一样，登上大雅之堂，梁龙对此耿耿于怀。一次，他在台湾看展，看到一幅作品发光、发亮，突发奇想，如果这个作品能唱谢天笑的《永远是个秘密》，或者梁龙的《采花》呢？他想把音乐做成艺术品，希望音乐人可以进美术馆。
争议首先来自团队内部。团队说，你别做了，再做我们就走了，“我们尊重你，在一起三五年，知道你的品性、对艺术的追求，但你自己也得吃饭，不能只在梦里待着。”
但梁龙想在那个梦里待着，不愿意醒。他相信事情都需要过程，时间会给他回报。
第一次做艺术唱片，效果不太好，乐迷来了，因为看不懂，都靠在墙角不敢上前。梁龙琢磨着这样不行，把李志和“劈叉哥”赵晓佳找来，让他们现场作画，又搞捕捉器交互装置，一碰，现场就有星星跟着动。
▲艺术唱片展上受邀作画的赵晓佳
艺术唱片第四季，他把凤凰传奇请来。圈里人不愿意了，说他疯了，凤凰太俗了。梁龙却觉得，一首歌能让那么多路边的人听，本身就是传奇。他反问：只能在高楼大厦里说自己的哲学吗？他把“最炫民族风”分了6个轨，放了6面镜子，每面镜子对应1个捕捉器，会发出不同的声音。第一个镜子是“留下来”，第二个是“动次、动次”，需要6个人分别站在镜子前，配合着蹦，歌才能完整播放。他觉得好玩，很贴合。
“梁龙是会把理想慢慢付诸行动，然后实现的人。”角头音乐公司负责人张四十三对《贵圈》说。两岸三地华人摇滚展，也是梁龙公共理想的一部分。他曾经问一个玩吉他的年轻人崔健是谁，对方不知道。梁龙震惊，世界变化得真快，他想重读过去，留下公共记忆。
摇滚展、艺术唱片、翻唱经典，十几万十几万砸下去，都“费力不讨好”。梁龙说，自己平时兴趣少，摇滚是为数不多打动他的。
梁龙有很多机会成为有钱人。二手玫瑰的文化品牌“摇滚运动会”，有人想买，给几百万，他没答应，琢磨着把这个牌子做得更好。还有一次，“大国文化”想让他单飞，那年代乐队也不火，一个人好捧，开价100多万，他又拒绝了。他说受不了在外边装得很大，回家一关门，觉得自己挺小的。梁龙想做一个牛逼的摇滚乐队，而不是牛逼的摇滚歌手。
▲“摇滚运动会”中二手玫瑰的演出
贫穷很长一段时间黏在梁龙身上，像另一张皮。在那个改革和转折的时代，东北从“长子”变成“弃儿”，经济和文化都陷入困顿，下岗是人们生活的主题。他的父母卖过猪肉，卖过菜，也开过食杂店，都不赚钱。小学二三年级时，梁龙放学后得去垃圾站捡东西。他要面子，怕被同学看到，每次都等班上同学走光了才去。
东北的冬天漫长而忧伤，只有天空能给人安慰。他记得，东北的1月，云彩有不一样的通透感，天空和云彩交接的缝隙，有特别立体、迷人的东西。在一个绝望的冬天，梁龙花光了家里最后6000块钱。他从北京进山野菜卖，结果到车站只看到一堆箱子，湿漉漉的。因为野蛮装卸，装山野菜的箱子开了胶，纸箱被盐水泡塌了。他心知没法卖了，不停地掉眼泪，“都快跪地下了”。他吃了一冬天山野菜，血本无归。
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挡在他前面的那堵墙，叫贫穷。墙外，几个小伙子留着长发，穿着黑色T恤嘶吼着唱歌，那是一种非常时髦的东西，叫摇滚。1986年，崔健裤脚一高一低，在理想主义的年代第一次吼出《一无所有》。梁龙在那种音乐里看到了平等，他想走出那堵“墙”。
梁龙玩摇滚，一开始父亲不理解，觉得男不男女不女的，也不知道在干嘛。他买崔健的书《在一无所有中呐喊》给父亲看，父亲说写得好，就是脏话太多，你们这个圈好骂人。梁龙说，那是口语，不叫骂人。父亲告诉他，人一辈子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活，也挺好，但混得不好，自己能接住就行。当年梁龙就是揣着这句话，坐了24小时绿皮火车，离开东北，和依附在黑土地上的无望生活。
白花
刚来北京时，梁龙住地下室二层，一个月房租200块钱，没窗户，白天和黑夜由开关灯决定。
黑暗中，耳朵变得敏感，帮助他识别当时主要的斗争对象：老鼠和警察。一听到吱吱叫的动静得马上开灯，动作慢的话，老鼠把饼吃了，他就得饿着。防警察是因为没有暂住证。梁龙的经验是挂锁不行，一下就能看出人在没在，换成拧锁，外面就看不出来。
▲初到京城的二手玫瑰
那段时间，梁龙努力和摇滚圈发生关系，收效甚微。刚开始投唱片公司，投了十多家，“拿个磁带往那儿一坐，啪一按，就听吧，特尴尬”。对方说，回去等信吧。“全他妈是骗子。”也有人打电话，问他能不能给歌手陈琳写歌，唱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那个。“那歌多牛逼啊”，梁龙说写不来，吹牛也没用。
一开始，他瞧不起去酒吧唱歌，觉得艺术家哪能去那种地方。一个山东老大哥给他讲了个故事，说自己当年徒步离家，混得一塌糊涂，回家时路过面馆，快饿死了，看到别人剩了半碗面。一开始觉得不好意思，迟了一步，结果服务员过来，一下就全倒垃圾里了。山东大哥和梁龙说，人得活下去，不要想脸。
梁龙想活下去，他决定去酒吧唱歌，和老板说，费用可以压，但必须免费喝啤酒。30分钟一节，一晚上唱三节，喝得迷迷糊糊时，梁龙开始和下面的人聊天，聊摇滚乐，也聊人生。
他把生活的困顿写进歌里，用力呐喊，“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工人，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商人，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诗人，我被活活的逼成了个废人呐。”
“一个外省人来到巴黎”，黄燎原觉得，这句总是出现在司汤达或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话，特别适合形容梁龙。更大的舞台在眼前展开，来到城市的人，怀揣着野心和梦想，眼睛里冒着火，有巨大的渴望，一定要在更高的舞台上绽放。他从梁龙身上看到了这股“狠劲儿”，那是“一片草能顶破冻僵大地”的力量。
黄燎原记得，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酒吧，从中午喝到下午5点，两个人抽着烟，不吱声，一直喝。黄燎原当时刚结束和唐朝的合作，中间有很多乐队找过来，他说不想做了。喝得快不清醒时，他对正在寻找经纪人的梁龙说，“你别找了，就我吧。”
二手玫瑰有吸引黄燎原的东西，“我不喜欢拿锤子、钢刀使劲剁你的音乐，我喜欢挠你一下痒痒，让你忍俊不禁的。”从这方面来看，二手玫瑰的音乐肤浅，也不乏尖锐。唱《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》时，底下有一个艺术家，是朋友的朋友，总感觉歌词在讽刺自己，就跟着梁龙一起笑，十分刻意。“就是个招摇撞骗的艺术家，拿着身份天天吹牛逼的那种。”
黄燎原通过朋友拉到酒厂50多万元赞助，做了一个专场，在北展给二手玫瑰开了演唱会。那是2003年，经历了黄金十年的摇滚乐已跌入低谷，资本消解了一部分愤怒，作为舶来品的摇滚乐自身也在思考，如何把中国元素和西方摇滚结合起来。
演唱会前，梁龙犯愁，2000多张票，送谁呀。
▲二手玫瑰的东北元素之一：秧歌镲（图片来自微博）
没想到，圈里人都来了，乌泱泱的。演唱会后，乐队火了。从结果来看，二手玫瑰的演出给中国摇滚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。在黄燎原看来，那也是东北文化压抑很久后的一次爆发，“二手玫瑰在音乐里，用了东北元素的东西，又破了东北的东西，东北文化退成背景，当代文化那种边缘的东西和最新的思潮，也揉了进去。”
北展演唱会后，中国足球联赛找到他们，在中场休息时表演。广告牌上挂满他们的头像，日子被名利堆满，成为挡在他们面前一堵新的“墙”。那阵子，每天都有人请梁龙去酒吧；乐队下午三点排练，五点人还没到全。大家问他，现在我们在圈里这么大名气，钱呢？乐队陷入膨胀，名利的墙挡住他们去往更远的地方，后来又赶上非典，一年多不到，解散了。
关于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的思考，梁龙藏得很深。“一切都不会留下的。”他说得肯定。多年后，他把反思写进《白花》里，“安乐者的命运，是被活埋的一首歌。”写这首歌时，距离二手玫瑰乐队第3次组建已过去4年，分分合合，那是老牌乐队的生命周期下，不可抗拒的宿命。梁龙总觉得，自己老后可能会皈依，问他原因，他又拿出那个戏谑的面孔，反问，头型不像么？
镜子
梁龙说，家乡的松花江像一面镜子。她没有变化，但照着所有的变化。
他想拍电影。剧本从去年10月开始写，断断续续的，到第五稿了，之后要出大纲。故事是他早年间在老家当保安时遇到的，用他的话说，有些离奇。梁龙想借这个故事探讨：你的记忆到底是不是你的。
南京演唱会的前两天，他去东北看景。江北的老造船厂里有个院落，30年没变过，听说明年就要拆了。最后一道街已经被门挡上了，梁龙他们偷偷进去，朋友说了一句话：消失的哈尔滨。
一代一代的人在故乡流浪。梁龙看到，家乡说二人转的人越来越难以为继，娱乐大潮消解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。在旧时代，他们就是颠沛流离的，赶着马车，各个村子走，这个村子凑够30块钱，演一场；凑不够，就接着往下走，去下一个村子。流浪是宿命。
梁龙也在流浪，在音乐里，电影里。他是个有点儿悲观的人，但他愿意给悲观一些乐观的体恤：尽管一切都要消失，是不是可以在另一种形式，比如镜头里，延续生命。梁龙对“留下来”这个事有执念，他读尼采，那个老头说，自己的理论是为一百年后的读者准备的。梁龙不想变得那么深邃，但他想留下点东西。
这么多年，梁龙发现，哈尔滨变得越来越平静。鲜活的愤怒逝去，人慢慢岁数大了，荷尔蒙降低了，身体不愤怒了，精神也是。
▲为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唱主题曲的二手玫瑰
他承认作品中丧失了部分批判性，“时代不一样了”，“那样的作品，你觉得有人听么？”他反问，又摇摇头，自问自答，“（他们）不太听”。“你们传媒也挺对不起中国摇滚乐的。”梁龙补了一句，是嘲讽的语气。
这几年，摇滚老炮们或因为保温杯，或因为出现在地铁上的落魄照片受到关注，关注的落脚点都指向中年危机。《乐队的夏天》唤回了一些熟悉的回忆，试图在舆论上制造一些声响，但这早已不是他们熟悉的时代了。
“万人之路”演唱会前一天，梁龙约设计师一起吃饭。饭桌上，大家对《乐队的夏天》里，痛仰乐队高虎改编的《我愿意》表示赞赏。但是在节目里，痛仰在观众投票中落败了。梁龙抽着烟，闷着头回了一句，“人家现在不听这个东西，就是你输给了市场嘛。”
他觉得，假如自己上节目，或许会和高虎有相似的结局：“说也说不出来，唱也唱不出来，最后，冠冕堂皇地，作为一个老炮、一个牺牲品，下去了。不是说为了争面子，关键是不是你的表达。”在那个他计较“是不是自己表达”的舞台上，黄燎原作为推介人的九连真人成为黑马，收获关注。那是中国摇滚的新故事。
今年4月，二手玫瑰在天津演出，黄燎原从美国回来，想去看看，叫了九连真人一起。黄燎原说，这是我做的新乐队，说客家话。周围人不理解，梁龙说，您就是喜欢奇葩。演出中间，梁龙给九连真人做了广告，说黄师傅新签了一个乐队，叫九连真人，要干死二手玫瑰。
▲黄燎原的新乐队：九连真人
梁龙知道，未来肯定有一天，自己在台上演不动了，激情没了。在那一天到来前，他想给自己更多选择，那些值得倾注时间的事，或许是品牌，或许是电影。
电影取景地，是梁龙在哈尔滨当保安的地方。他记得自己总和当时的科长探讨，什么是有价值的音乐。科长说，谣唱，是一辈辈放羊的人哼出来的，是留在民间最长的东西。《采花》是梁龙的第一首歌，带着泥土气，加入大量谣的元素，“有一个姑娘像朵花儿”，小孩都可以哼唱。
在那之后，梁龙离开家乡。他的世界越来越大，但也远离了创作的土壤。他有些伤感，再也写不出像《采花》那么自然的东西了。他不吝啬表达对土地的依赖，有人问他移不移民，他说不会，如果离开了，自己歌颂什么，又批评谁的问题？
梁龙说，过去，“努力找安全感的同时，可能又竖立起一堵很难逾越的墙。”
“你觉得你现在在墙内还是墙外？”
“我在墙上看风景。”他说。
实习运营编辑/小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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